人口危机是怎样产生的

在苏联计划经济体系开始崩溃的同时，一场人口危机也就开始悄然上演。联邦的人口增长率自1991年以来就实际停滞了，死亡率是出生率的1.5倍，总和生育率在2000年达到最低点，为1.195。据2002年人口普查，俄罗斯的人口从1989年到2002年减少了180万。

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一个特点是，由于高度的城市化和经济停滞，其出生率下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因为经济保障体系的崩溃，其死亡率已经达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这一时期，俄罗斯每分钟有3人出生，而对应有4人死亡。俄罗斯男性的死亡率尤其高，2007年，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1.4岁，这与酗酒、意外事故、谋杀和自杀有关；而女性的预期寿命长达73.9岁。

到2013年底，俄罗斯常住人口为143,347,059人，比1993年148,561,694人的峰值减少4.5%。

虽然2009年以来，俄罗斯人口就依赖外来移民实现了机械增长；在2013-2014年间，在高油价等因素的助推下短暂恢复了自然增长。但俄罗斯人口的水下问题，远比想象中的多。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人口学院院长维什涅夫斯基在2015年曾提到，这样的人口自然增长显然只是一种暂时现象，而自然衰退的回归是几乎不可避免的。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末期开始的人口危机，是经济压力下人们有意识地压缩生育，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崩溃下人均寿命丧失的结果。

人口滑坡夺去的是本该有机会出生的婴幼儿和本来应该含饴弄孙、安养天年的长者的生命，而苏联留给俄罗斯的人口结构是健康的。在1980年代，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人口结构呈现出良好的动态。到1987年，出生率达到2.23，人口每年增长约100-120万人。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2013年的自然增长才有可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一直在增长。2011年达到了历史最大值——占总人口的66.3%（近9500万人）。

因此，即使是在被称为“后苏联人口危机”的时期，俄罗斯虽然人口在缩减，但是人口负担率实际上是一直在下降的，因为俄罗斯比苏联承担的养育儿童和赡养老人的成本都更少。而到2011年，人口负担下降这种可悲的形势也要结束了。

显而易见，2013年后自然出生率的增加是由经济艰困时期所“推迟”的孩子带来的，类似于中国放开“二胎”。每位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增加了，但这些母亲依然是在苏联时期出生的，而俄罗斯时代并没有诞生很多年轻的女公民。

25-29岁女公民为传统标准的育龄女性，这一数量在2012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到2017年，则减少了100万以上。2018年后，连30-34岁年龄区间的女性数量也开始缩减。

没有更多母亲，就没有更多孩子。所以设立“英雄母亲”，就是要用单个母亲的育儿数量来弥补母亲总数的不足。

而比起绝对人口的下降，人口要素在区位间的配置失衡，同样是一个大问题。不仅仅是一般所说的西伯利亚和远东人口在减少，欧洲人口在增加。人口的区域错配，也绝不单纯是气候宜居与否问题，更多的是俄罗斯极度不平衡的经济地缘格局所造成的。

以位于欧洲的黑钙土地区为例，这里的人口也在减少。气候相对宜人的坦波夫州与自然环境严酷的马加丹州和犹太自治州并列为俄罗斯死亡速度最快的三个地区。

目前，坦波夫州首府坦波夫市(Тамбов)的人口不到30万，且收入很低。而它周边的城市，例如赫赫有名的沃罗涅日、利佩茨克、奔萨和梁赞，也只有也沃罗涅日达到百万人口以上。

刺激人口自然增长

针对俄罗斯人口危机，2006年普京在联邦议会上指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以下政策：首先是减少死亡，其次是提高移民政策的效率，第三是提高出生率。”

此后，俄联邦政府颁布了《2006-2015年俄罗斯国民人口发展计划》。通过实施这一计划，俄罗斯首次逆转了人口下降趋势，并在2013年实现了自然增长。

首先是对人均寿命降低的挽救。1994年，俄联邦达到了自1950年代以来的最低的人均预期寿命——63.98岁。男性的这一指标甚至降至58.1岁，低于当时的60岁退休年龄。

2005-2019年间，男性的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近10年。2022年第二季度，俄罗斯的平均预期寿命超过73岁。与90年代初相比，谋杀和酒精中毒致死的数量减少2/3，自杀人数减少两倍。据《柳叶刀》报道，与2000年相比，当前俄罗斯的婴儿死亡率下降了56%。

此外，虽然俄联邦继承了苏联对于儿童妇女权益立法和保障的大体方向，但解体后造成的福利制度荒废，依然是压抑出生率的主要因素。

2001年以前，儿童的每月津贴一直由地方预算支付。到1999年，地方财政拖欠的福利金已经超过300亿卢布（相当于当时拖欠工资的数额）。只有三个地区——莫斯科、圣彼得堡和萨马拉州没有拖欠，有的地区甚至两三年不发福利。

1999年8月起，俄联邦开始对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水平家庭发放津贴，旨在保证最贫困的有孩子家庭的基本权益。

在促进人口自然增长的措施中，恢复母婴保障和刺激生育意愿的努力尤为重要。2006年后，俄政府扩大了儿童保育津贴的覆盖范围，提高金额，并设立育儿津贴。新生儿家庭还能通过“出生证明”从社会保险中获得资金。此外，学前教育费用也全部由公费负担。

通过这些措施，近年来俄罗斯人口下降的趋势有所逆转。但这样的补贴并不能真正逆转生育率，仅是降低了养育的压力，以释放80年代出生在苏联的女公民成长到育龄后的生育潜力。

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的自然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到2021年下降到了2.3%，为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由于老龄化、新冠疫情等原因，死亡率增加了15.1%。俄罗斯政府的刺激生育的政策，并没能有效提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移民政策拉动机械增长

上世纪90年代，不仅是俄罗斯人口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也是外来移民涌入的高峰期，同时也是俄罗斯仇外情绪的巅峰。

如今，俄罗斯人对移民的态度已经相对正常，但移民对于俄罗斯依然至关紧要。俄罗斯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的时候是绝对少数，而由于移民所拉动的机械增长才是常态。2019年初，近1650万移民在俄罗斯入籍，占该国人口的10%以上，此外还有数百万非法移民。

但外来移民的机械增长趋势已经开始下降。2018年是后苏联时代移民流入量历史最低的一年，流入量几乎是前一年的一半。而随着2019年新冠大流行，移民规模则进一步地下降。

有专家认为，俄罗斯GDP中的10-11%，都是由移民创造的。新冠疫情导致工人短缺，建设部估计建筑业工人短缺10万人。而莫斯科副市长叶菲莫夫说，仅莫斯科目前就缺少约20万名各行各业的劳务移民。

与外来移民几乎承担所有重体力劳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的俄罗斯人从事着各种无所事事而又效率低下的工作。

另一个刺激移民的可能举措是吸纳境外的俄族。但有专家认为，这方面的潜力最多为200万人。因此，俄罗斯过去通过吸纳移民拉动人口机械增长的方式，已经没有了多少潜力。

因此，“英雄母亲”的恢复，不仅是为了试图复兴俄罗斯日益凋零的人口，更是一种保守的家庭价值的回归。